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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的名字是年轻时自己改的,因为他相信中医是行的、是“铁”的,他也是公认的铁杆中医,一生为中医振兴殚精竭虑——

【“向邓铁涛学习”系列报道之一】铁杆中医是怎样炼成的

时间:2019-04-1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1版 作者:赵维婷

  编者按:事业的发展总要有些榜样,邓铁涛就是这样一位引领者。家传、师承、院校,一心传承经典、躬耕临床,从他身上我们能探寻一代名医的成长轨迹;为良医、为人师、为扛鼎者,为事业殚精竭虑、奔走呼吁,从他身上我们可一窥行业大家的风骨气度。百余年人生,从医八十载,邓铁涛的事迹给每位中医人以启示:如何把热爱的事业做到极致,把个人追求和国家命运、行业兴衰、百姓安康结合起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一日日中写就一个大写的“人”字……从本期开始,本报推出“向邓铁涛学习”系列报道,带您走进邓铁涛的壮阔人生,学习邓铁涛精神,汲取前行的力量,创造中医药事业新辉煌。

  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有位共产党员用百余年岁月给出了一种答案。

  他一生为缓解百姓病痛辛劳,自己住进重症加护病房(ICU)时,听到隔壁心血管患者呻吟,还不忘嘱咐弟子给患者开甘麦大枣汤。

  他一生为振兴祖国医学奋斗,屡屡就中医前途命运问题上书中央、力挽狂澜,并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栋梁。

  他嘱咐儿媳代缴最后一笔党费,遗嘱只有短短几行字,其中写道: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百年岁月很长,他全部奉献给了振兴中医、护佑百姓健康的事业。“生是中医的人,死是中医的魂”是他为自己拟的挽联。

  百年岁月很短,他说:“下一世还做中医。”

  他是国医大师邓铁涛。

铸剑:革命岁月造就国医魂

  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铁杆中医是怎样炼成的,要追溯到邓铁涛的青年时代。

  1937年的北平郊外,几声枪声炮响,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战烽火迅速燃遍全国。几千里之外的广东,邓铁涛刚完成5年学业,得知要“废止旧医”的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中医学校改称“学社”,不得再以学校名义招生,他拒领毕业证书以示抗议。

  这一幕仿佛一个缩影。

  邓铁涛出生、成长于广东,中国的近代史在这里揭开序幕,东西方文化也在这里产生碰撞。“中医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在这一百多年中,与国家同呼吸,与人民共患难,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他常说,中医学犹如和氏之璧,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国人失去对中华文化的信心,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中医大夫就像和氏一样,身怀宝玉却不被认可。

  为中华民族复兴奔走、为中医药振兴呐喊,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1938年,日机狂炸广州。邓铁涛来到香港,第一时间和同学康北海等4人创办了中医夜大学——南国新中医学院。虽然最多时只有7名学生,但是他们坚持了3年。

  同一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并成立文艺通讯部,宣传中共抗战主张。文笔出众的邓铁涛参加了文艺通讯部,以“邓天漫”为笔名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邓铁涛回到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应诊。他在医生职业掩护之下,还多了一个秘密的身份——东江纵队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

  当时的广州是华南日军统治中心,邓铁涛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与东江纵队派来的同志上街购买游击区急需的各种物资,存放在自己家,还动员药材行懂英文的少东家冯杲阅读进步书籍,参加交通站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邓铁涛又主动报名参加土改。这是另一段塑造他人格的重要经历。当时环境很艰苦,潜伏敌特常造谣破坏,土匪恶霸横行乡里,邓铁涛不得不在腰间别上手枪,以防不测。宣传土改政策时,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禾虫酱送稀粥;住的是低矮的草寮,身上爬满虱子;劳动就是插秧种田,走田埂路时,他常常滑倒。

  与别的干部不同的是,他身上总背着一个药箱,一边宣传政策,一边为百姓治病。一次,邓铁涛发现同席而眠的村民腹痛如绞、冷汗直冒,诊断是盲肠炎,马上用中药和针灸为他解除了痛苦。

  “这些经历使我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开阔了胸怀,我的心从中医扩大到国家民族,扩大到整个世界。”1958年12月,邓铁涛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作为中医大夫的个人追求与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群众的疾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护剑:直言上书力挽狂澜

  “对于中医问题,邓老从不含糊,中医每每有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忍不住第一个挺身而出。”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说。人们已经习惯把“邓铁涛”看作是中医的符号。的确,如果没有他,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史或许会改写。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医药事业萎缩,后继乏人现象普遍存在,广东的中医人数只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半,且仍在继续减少。卫生部有关成立一个副部级中医药管理机构的报告也因国家财政偏紧、机构缩编而被搁置。

  邓铁涛忧心忡忡。1984年初,他第一次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力陈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但由于各种原因长期未受重视,后继乏人,希望中央能采取措施扶持中医发展,“中医学再不花力气去抢救,等现在的老中医已经老去,才想到出钱出力去发掘,已经迟了!时不我予,时不再来,希望中央各部委办能重视这一严重问题……”

  信件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中医问题,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后更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挂牌。邓铁涛欣喜地说:“中医从此真正有人管了!”

  1990年,国家计划精简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拟在精简之列。邓铁涛又联合中医大家路志正、方药中、何任、焦树德、张琪、任继学、步玉如,上书中央,请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只能增加,不要削弱”。10月9日,他们得到答复:同意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全国中医药工作职能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了,这就是中医界着名的“八老上书”。

  1998年,全国刮起了“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邓铁涛再次联合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等中医大家上书:中医小,西医大,改革绝不能“抓大放小”。中西医院校合并风被紧急叫停了。

  两次“八老上书”的信都出自邓铁涛手笔。有人曾问邓铁涛,上书不怕别人有意见吗?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

亮剑:疫情是枪声是命令

  “如果中医药在急危重症甚至一般病症面前,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中医药学距离消亡也就不远了。” 20世纪60年代,“乙脑”、麻疹、流感等在广东流行时,邓铁涛就运用中医辨证,冲锋在防治一线。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要求自己“疫情就是枪声”“枪声就是命令”。

  2003年,非典型肺炎突发,年近九旬的邓铁涛又主动“参战”。他时刻关注疫情变化,成为一线医生和院长的“主心骨”。

  3月,科技部的有关同志到广州调查研究,问及中医能否治疗“非典”。当时疫情凶险,病原体还未确认。邓铁涛站出来,自信地说:“能!”他认为“非典”是温病的一种,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和西医不同的是,中医不计较由什么病原体引发,而把着力点放在病原体进入人体后与人体正气斗争所表现的证候,进而辨证论治,既注重祛邪,又注重培养人体自身的正气,不单讲究治病,更讲究治病人,在“非典”防治中有独特优势。

  第二天,邓铁涛就和弟子邱仕君、邹旭一起执笔,撰写中医防治“非典”的文章,附上诊治的典型病案,供全国中医参考。文章发表后,立刻激起千层浪。

  邓铁涛再次上书中央,请求中医介入“非典”治疗,并临危受命,担任专家顾问组组长。在他的支持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取得了“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的战绩。

  中医抗击“非典”的经验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认可。考察了广东的救治效果后,香港在历史上首次邀请广东中医进入公立医院参与救治。

  广东省中医院派出青年中医专家林琳、杨志敏前往香港支援。两位“女郎中”刚开始压力很大,邓铁涛给她们壮胆:“你们两位不是孤军奋战,身后有整个省中医院,有我们这班老中医在撑着你们,有什么困难,随时在晚上7点到9点来电话,我随时支援你们!”杨志敏回忆,那段时间,邓铁涛家的电话成了“热线”。

  截至当年5月30日,林琳、杨志敏共诊治39名患者,包括19名ICU患者。39人中,10人已出院,9人病情有改善,1人离开ICU。成功抗击“非典”使中医得到了香港医管局的认可,也促进了香港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急时刻敢于迎战“亮剑”,中医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特色优势更加深入人心。

  而这样的考验,邓铁涛经历得太多了。正如烈火煅烧、急剧冷却才能淬炼出过硬的钢铁,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千锤百炼,铁杆中医就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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